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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步入2022年以来，我们遇到的至少有两大问题是超预期的，一是新冠疫情的持续和扩散超预期，新一轮的奥密克戎病毒在西方国家防疫纷纷解禁的背景下，进一步向全球蔓延，我国多地出现疫情传播，甚至为防控疫情而不惜封城；二是俄乌冲突不断升级，且有长期化趋势。如果以劳动生产率的增速变化来判断中国是否有工程师红利，那么，结果可能令人失望。以下是我前些年做的分析：劳动生产率通常以单位劳动时间产出衡量，由于中国无劳动时间数据，以就业人数及GDP衡量的劳动生产率之增长率，从1995年到2015年，美国的中位数水平是2.0%、日本大致是1.7%，而中国则超过了8%，可见过去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还是来自于劳动生产率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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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入2022年以来，我们遇到的至少有两大问题是超预期的，一是新冠疫情的持续和扩散超预期，新一轮的奥密克戎病毒在西方国家防疫纷纷解禁的背景下，进一步向全球蔓延，我国多地出现疫情传播，甚至为防控疫情而不惜封城；二是俄乌冲突不断升级，且有长期化趋势。这两大问题最终如何解决，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但它们却导致了一个确定性的结果：以原油和粮食为代表的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涨，大部分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预期不断下调。那么，我国将如何应对这一严峻局势，凭借过去的出口或投资拉动模式已经越来越难了，但要实现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又非一蹴而就。本文从中国历史的纵向和当今全球格局的横向两个维度来分析当下中国经济现实路径和转型的难点。
百年前的盈利模式能否再续百年
2006年，我在《新财富》杂志上发了一篇报告，叫《百年前的盈利模式能否持续百年》，因为当时我国的外贸依存度几乎达到了历史的最高点，如今我国外贸的依存度几乎降了一半，但中国在全球的出口份额却从当时的10%左右提高到了如今的16%，这是我始料未及的。即便如此，我仍然认为，中国过度依赖于外需的这种经济增长模式，很难长期持续下去，尤其在人均GDP水平接近高收入国家时。 ... 网页链接